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即將召開，討論2026年度最低工資調整方案。根據就業保險統計資料顯示，我國約有200萬本國受雇勞工（雇主及外籍員工依法不能參加就業保險）投保薪資級距在30,300元以下，佔整體26%，而2024年初任人員薪資統計則指出，領取最低工資的新鮮人比例雖有下降，但仍約占19%，顯示台灣低薪問題仍相當嚴峻，因此台灣勞工陣線、台北市產業總工會、高雄市產業總工會、全國保全產業工會與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，共同主張最低工資既已立法，就應該以更積極、更前瞻的視野確實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，並展現解決低薪問題的決心。

　　2023年終於通過勞工團體倡議已久的《最低工資法》，其中的立法重點之一，就是最低工資調整必須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PI）年增率，以及國家經濟、國民所得、平均每人所得、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、家庭收支與最低生活費等多項指標。

　　回顧過去，台灣曾在1997年金融海嘯期間以經濟不景氣為由凍漲最低工資（當時為基本工資），直到2007年才將月薪從15,840元調整至17,280元，時薪亦從66元調整至95元。此後數年的最低工資調整亦是荒腔走板，成為壓低薪資以利企業成長的代價，是台灣長期低薪的重要成因之一。雖然《最低工資法》立法後，這種荒誕現象應有望改善，但仍需持續關注。

　　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楊書瑋指出，雖然全球經貿環境不確定性升高，但仍不應以關稅作為壓低最低工資調漲的藉口。過去幾年台灣經濟表現穩健，2024年經濟成長率達4.84%，今年第二季更達8.01%，預估全年成長率為4.45%。而在物價部分，儘管通膨持續低於2%的警戒線，但17項重要民生物價因天災等因素影響，仍有近1.8%的年增率，其中外食費和房租分別上漲3.48%及2.33%，顯示租屋族及民眾外食壓力仍大。若一面承認經濟成長亮眼，一面卻用關稅衝擊為理由阻擋勞工調薪，無異是將產業利益凌駕於廣大勞工的基本生活之上。

　　面對國際上貿易成本及物價波動加劇，直接衝擊勞工實質購買力的狀況，並非台灣獨有。對此情況，維持勞工實質薪資，以促進國內內需產業已成為多國共識。包括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韓國、日本、菲律賓與越南等，均已確定在2026年調升最低工資，這些國家普遍將「維持實質購買力」列為政策核心目標，以緩解生活成本上升，回應社會對薪資公平的期待。

　　以日本為例，決議全國平均最低時薪從1,055日圓調升至1,118日圓，漲幅高達6%，不僅超越2024年度的5%，更創下連續23年調漲的新紀錄，審議委員會明確表示，此次調整就是基於物價持續上漲（通膨）所制訂。

　　根據統計數字顯示，台灣近年來穩定調升最低工資，並未出現經濟學者所擔憂的企業出走或失業大增現象，即使最受影響的青年(15~29歲)族群，其失業率亦未出現相關影響。對於調薪可能推升物價的質疑，在過去幾年CPI變動中也無出現明顯因果，反倒是國際能源、原物料及國內租賃成本可能才是對物價影響的主因。

　　台灣在近30年前，迷信於降低成本來提高企業的獲利，因此最低工資長期凍漲或微幅調高。相較之下，鄰近的韓國在相同的時空背景之下，即使面臨類似的國際經濟挑戰，仍選擇以調整最低工資作為刺激就業與內需的有效手段。2025年韓國經由勞資雙方及公益委員首度共同達成協議，明年度將最低時薪調升至10,320韓圜，較今年的10,030韓圜增加290韓圜。以每月總工時209小時計算，月薪近216萬韓圜（約新台幣45,900元），展現對勞工合理待遇的重視。

　　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王燕杰指出，房租已成為許多勞工，尤其是居住在都市地區的勞工，沉重的負擔。其中餐飲業的服務人員、零售業的店員以及許多基層行政人員，他們的工作內容繁重，卻領著與高昂房租不成比例的薪水。這些從業者，在扣除房租後，所剩的可支配所得微乎其微，難以應付日常開銷，遑論存錢或改善生活品質。此外，台灣的平均薪資數據看似有所增長，但這個數據往往被少數高薪族群拉高，無法真實反映大多數勞工的薪資狀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最低薪資的調整更顯重要。調升最低薪資不僅能直接提升基層勞工的購買力，緩解核心通膨與高房租帶來的雙重壓力，更能縮小貧富差距，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。

　　全國保全產業工會理事長林桂茂也要求提高最低工資，以改善眾多領最低工資勞工的血汗勞動條件。林桂茂表示，許多保全員的薪水都跟著最低工資連動，而目前的最低工資根本不夠一個勞工生活，更不用說如果有家庭要照顧！低薪的結果，逼得保全員不斷延長工作時間，每月工時240小時幾乎是最低值，甚至還有288的，也聽過超過300小時的。保全不是愛工作，而是這麼低的最低工資，讓他們不得不這樣賣命。

　　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葉品言呼應保全工會理事長的講法。事實上，低薪與高工時是一體兩面，長期的低薪也讓台灣的高工時問題始終難解。我們呼籲政府提高最低工資，讓尊嚴勞動不只是口號。

　　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副秘書長張祐嘉表示，台灣青失業率雖是總體的三倍，但也沒有因為最低工資調漲而有上升趨勢。此外，最低工資調漲固然能保障依靠打工或初入職場的青年，但政府更需深入檢視青年長期高失業的原因。現行「投資青年就業方案」偏重產業認識與職業準備，卻忽略生涯發展與學用落差問題，導致青年難以發揮所學、順利就業。因此，政府除了保障工資，更應強化就輔員訓練與勞動環境，建立多元且友善的職涯輔導機制，協助青年找到合適的發展方向。

　　勞陣指出，企業團體長期提出台灣各行各業面臨缺工壓力，因此要求引進移工，包含製造業、批發零售業、住宿及餐飲業等，但這些產業別都是台灣的低薪產業。適度調升最低工資，不僅能提升薪資吸引力，留住並吸引更多勞動力投入，也能改善長期人力不足對產業競爭力與服務品質造成的影響。在缺工與物價雙重壓力下，調整最低工資是穩定勞動市場、保障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措施。目前台灣各行各業普遍面臨缺工壓力，從製造業、餐飲等服務業，皆出現招工困難的情況。適度調升最低工資，不僅能提升薪資吸引力，留住並吸引更多勞動力投入，也能改善長期人力不足對產業競爭力與服務品質造成的影響。

　　最後，勞陣強調無論股市漲或跌，對領取薪資的一般勞工而言，影響都非常有限。因此我們現階段要做的，是讓台灣勞工的薪資追上合理且應有的水準，確保生活品質。在缺工與物價雙重壓力下，台灣更應該正視調整最低工資的重要性，為勞工打造更有保障的工作環境，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