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　　2014年，「廿一世紀資本論」作者皮凱堤（Thomas Piketty）來台訪問，一句「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？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」的玩笑話，道盡了當前台灣勞工的集體焦慮。無獨有偶，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（Ben Bernanke）有同樣對於實質薪資不增反減感到驚訝，因為理論上經濟成長率比人口成長率高，實質薪資也應該隨之成長的結果並沒有在台灣出現。更早以前，富比士雜誌就報導了台灣的低薪競爭力問題，從2001年至2010年的實質勞動成本下滑4.5%，不僅比美國1.4%、日本1.2%高出甚多，同期間澳洲增長了7.5%，包括加拿大、德國、英國、南韓及新加坡都呈現成長。顯然，台灣血汗低薪問題不僅已是國內勞工活生生、血淋淋的生活寫照，更已經殘酷地獲得國際認證。

導言

　　在新世紀初，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許多空前的轉型挑戰。上個世紀，台灣社會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，創下1963年至1996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(Gross Domestic Product, GDP)成長率超過9%之紀錄的『經濟奇蹟』，並且與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被合稱為『亞洲四虎』(Vogel 1991)，引起國際學界關注。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或發展研究，多半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(Barrett and Whyte 1982; Gereffi and Wyman 1990)。